2001年11月11日，中國外經貿部部長石廣生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簽訂了中國加入WTO的議定書，這標志著中國加入WTO的全部法律手續(xù)已履行完畢，根據WTO的有關規(guī)定，中國于2001年12月11日正式成為WTO成員。作為紡織品與服裝出口大國，世貿組織《紡織品與服裝協議》無疑是中國入世后收益最大的協議之一。本文擬對國際紡織品多邊貿易體制之演進作一概括介紹，及對《紡織品與服裝協議》內容作一評析，并在此基礎上提出我國紡織服裝業(yè)在過渡期內的應對策略。

　　世界紡織品貿易長期背離關貿總協定，依據1974年《多種纖維協定》的規(guī)定，發(fā)達的紡織品進口國對發(fā)展中的紡織品出口國實施著歧視性的數量限制。在烏拉圭回合談判中，發(fā)達進口國在發(fā)展中國家強烈要求下，同時也基于自身的根本利益，向發(fā)展中國家作了讓步，達成了《紡織品與服裝協議》，從而將紡織品貿易重新納入多邊貿易體制中。作為烏拉圭回合一攬子文件之一的《紡織品與服裝協議》已于1995年月1月1日正式生效。在10年的過渡期內，《多種纖維協議》與《紡織品與服裝協議》兩套規(guī)則將并行存在，已并軌的產品將適用世貿組織的有關規(guī)定，尚未轉軌的產品則沿用原《多種纖維協定》，并逐漸減少直至完全并軌。

　　一、從《多種纖維協議》到《紡織品與服裝協議》：國際紡織品多邊貿易體制之演進

　　國際紡織品貿易體制之先河始于1961年關貿總協定“棉紡織委員會”所主持簽訂的《國際棉紡織品貿易短期協議》（STA）。當時，美國等發(fā)達國家為了避免國內紡織業(yè)遭受亞洲紡織品的沖擊，操縱關貿總協定主持達成了該協議，其用意在于保證供應者有秩序地進入發(fā)達國家，必要時亦可對進口的紡織品實行短期數量限制。STA與GATT第11條的“一般取消數量限制”原則完全背道而馳，它是第一個背離關貿總協定基本原則而自成體系的多邊紡織品貿易協議，并為以后的《多種纖維協定》奠定了基礎。

　　1962年，關貿總協定棉紡織委員會又主持簽訂了《國際棉紡織品長期協議》（LTA），幾乎所有的紡織品出口國都參加了該協議。LTA將STA的許多臨時安排具體化，并規(guī)定發(fā)生“市場擾亂”時，甚至只要存在市場擾亂的威脅時，進口國便可實行數量限制。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人造纖維出現，并在紡織業(yè)得到廣泛應用，到了七十年代，發(fā)展中國家的化纖產品具有相當的競爭優(yōu)勢，發(fā)達國家的紡織業(yè)卻成了“夕陽產業(yè)”。面對發(fā)展中國家化纖和羊毛制品進口的急劇增加，發(fā)達國家憂心忡忡，要求獲得充足的時間來實現及產業(yè)的結構調整。在此背景下，經過42個參加方的艱苦談判，1973年紡織品進出口國之間終于達成了《國際紡織品貿易協議》，亦稱《多種纖維協定》。從此，該協議成為國際紡織品多邊貿易體制的主要規(guī)范。國際紡織品貿易一般按照雙邊協議進行，但雙邊協定實際上多以《多種纖維協定》為主要依據，相應地《多種纖維協定》也成為游離于關貿總協定自由貿易體制之外的一個灰色區(qū)域（grey area）。

　　《多種纖維協議》的基本目標是：“擴大貿易，減少此種貿易的障礙和逐漸實現世界紡織品貿易的自由化，與此同時，保證這種貿易有秩序、均衡地發(fā)展，并使進口國和出口國的個別市場和個別生產免遭破壞性影響。其主要條款有：

　　1、市場擾亂條款。如果某一進口紡織品擾亂進口國市場，或損害國內生產，進口國可與有關出口商協商，采取緊急限制措施，以消除擾亂所帶來的影響，或達成有關雙方可接受的方法。
　　2、配額基數增長率與靈活條款。對紡織品進口或出口設限水平為這種產品的實際進口或出口水平。出口配額增長率一般不低于6%，各種纖維和紡織品的配額可以互換使用，同一品類的配額可以借用或留用，并相應規(guī)定其靈活幅度。
　　3、通知條款。成員有義務將一切紡織品進口限制通報紡織品監(jiān)督機構。不符合協議規(guī)定的措施應予廢止。
　　4、磋商條款。協議成員不得對紡織品貿易采取新的限制，也不得加嚴現行限制。如果進口國提出磋商要求，有關國家應立即響應。
　　5、雙邊協定服從多邊協議條款。在符合多種纖維協議基本目標和原則的前提下，進出口國可就相互可接受的條件，達成雙邊協定。
　　6、對發(fā)展中國家出口給予特殊優(yōu)惠條款。對出口已受限制（主要指“自動出口限制“）又受多種纖維協議約束的發(fā)展中國家，進口國應給予更高的配額和增長率。

　　從以上條款可以看出，《多種纖維協議》是對關貿總協定“一般取消數量限制”原則的背離，同時也違背了關貿總協定最惠國待遇的一般原則。因為發(fā)達國家之間的紡織品貿易并未設限，進出口配額僅針對發(fā)展中國家。之所以導致上述背離，與發(fā)達國家在紡織品貿易中的貿易保護主義有著直接的聯系。尤其是協議中所規(guī)定的“市場擾亂”，既非傾銷，也非補貼，更不同于關貿總協定第19條的保障措施，它實際上是美國等發(fā)達國家為阻止發(fā)展中國家低成本紡織品進入其市場而炮制出的概念。它為發(fā)達國家對紡織品貿易進一步實行貿易保護提供了理論依據，從而為發(fā)達國家對發(fā)展中國家實行歧視性數量限制提供了借口。

　　多種纖維協議實施近30年，其中經歷了5次延長。從這段歷史看，它為穩(wěn)定國際紡織品貿易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時又制約了紡織品貿易的發(fā)展。它經常為發(fā)達國家的產業(yè)界和工會所利用，成為滋生貿易保護主義的溫床。發(fā)達國家除實行配額限制外，還對紡織品采取了高關稅和自動出口限制來保護其國內工業(yè)和市場。此外，多種纖維協定還允許發(fā)達國家在發(fā)生所謂“市場擾亂”時實行特殊的配額限制。這一切對發(fā)展中國家的紡織業(yè)造成了極大的損害。多種纖維協定長期游離于關貿總協定的規(guī)則之外，公然違背了關貿總協定貿易自由化和保護充分就業(yè)的宗旨，已成為國際貨物貿易中嚴重的體制缺陷之一。于是，世界范圍內要求紡織品貿易回歸關貿總協定軌道的呼聲越來越高。

　　在發(fā)展中國家的要求和努力下，紡織品與服裝貿易終于被納入烏拉圭回合多邊談判，作為15個談判議題之一。由于紡織品貿易問題十分復雜，交織著進口國與出口國之間的利益紛爭，涉及到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長期遺留下來的矛盾，加上各出口國間的出口差異，使得紡織品談判舉步維艱。1991年12月，在談判久拖未決的情況下，烏拉圭回合貿易談判委員會草擬出《紡織品與服裝協議》最后文件草案，交由各參加方談判。草案規(guī)定，自1994年起大約用10年時間，以多種纖維協議為基礎，分階段逐步實現紡織品貿易與關貿總協定規(guī)則的一體化，同時，通過逐步提高配額的增長率來促進紡織品與服裝貿易的自由化。在談判過程中，對紡織品與服裝貿易回歸1994年關貿總協定的過渡期有多長，如何分階段開放受限產品的范圍，市場準入年增長率，遞增比率以及反舞弊條款等問題又產生了爭議和反復，但各締約方克服了重重困難，最終還是達成了協議。這是各利益集團出于自身長遠利益考慮而作出利益折中和讓步的結果，否則，談判的懸而未決勢必影響到紡織品貿易的有序進行，最終將損害各利益集團的個體利益。

　　從《多種纖維協議》到《紡織品與服裝協議》的演變過程，反映了紡織品貿易漸趨自由化的趨勢。《紡織品與服裝協議》的生效，對出口紡織品的發(fā)展中國家來說，當然是有利的。發(fā)展中國家可以不再受主要數量限制的制約，可以充分地利用發(fā)展中國家在紡織品與服裝生產上的優(yōu)勢，擴大其紡織品與服裝的出口。但是，發(fā)展中國家也應估計到在實現一體化之后，有相當多的消極因素仍然存在，如發(fā)達國家仍可訴諸關貿總協定第19條的保障措施，以及反傾銷、反補貼、反舞弊條款等來限制發(fā)展中國家紡織品與服裝的出口數量，發(fā)展中國家出口方對此應有充分的準備。

　　二、《紡織品與服裝協議》評析

　　《紡織品與服裝協議》從根本上改變了管轄紡織品貿易達數十年之久的貿易體制，以市場配置為基礎的自由貿易將取代以配額為基礎的管理貿易。為實現此目標，協議將在過渡期內實行雙軌制，在根據既定時間表將紡織品貿易逐步納入世貿組織體系的同時，不斷提高受限產品的貿易自由化水平，為紡織品與服裝貿易順利過渡到多邊貿易體制中創(chuàng)造條件�！都徔椘放c服裝貿易協議》的主要內容如下：

　�。ㄒ唬┮话銞l款（宣言性條款）
　　在紡織品與服裝貿易一體化的過渡期內，協議對改善紡織品與服裝貿易的小供應方的市場準入的實質性增長作了規(guī)定，并使新參加方能獲得充足的貿易機會。在執(zhí)行協議規(guī)定時，應充分考慮產棉國的具體利益，并對非《多種纖維協議》的成員方予以特殊待遇。協議還鼓勵成員方進行持續(xù)性的產業(yè)調整以增加其自身產品的市場競爭力。
　　
　�。ǘ�）經濟條款
　　協定生效后60天內，締約方必須將其保持的多種纖維協議范圍內雙邊協定中的一切數量限制詳細通知紡織品服裝監(jiān)督機構（TMB）。經濟條款還規(guī)定了詳盡的一體化比例。自協議生效日（1995年1月1日）起，應將附件所列產品的1990總進口量的16%納入1994年關貿總協定。這些產品主要是毛條和紗、機織物、紡織制成品、服裝四個組中的第一組目錄產品。剩下的產品分三階段取消限制比例：在1998年1月1日，應將附件內占1990年進口總量不少于17%的產品納入世貿組織體系；在2002年1月1日前，應將不少于1990年進口總量18%的產品納入；在2005年1月1日前，應取消全部產品的數量限制。
　　為使上述各階段相互銜接，協議還具體規(guī)定了現存受限產品配額的追加增長率。所謂追加增長率，即在《多種纖維協議》生效前12個月的年增長率基礎上，每年再追加的年增長系數。協議規(guī)定，1995年至1997年追加增長率為16%，1998年至2001年的追加增長率為25%，2002年至2004年的追加增長率為27%。

　�。ㄈ�）反舞弊條款
　　協議規(guī)定，對轉運、改變線路、假報原產地和偽造官方文件等舞弊行為，締約方應充分合作解決。如果締約方通過協商無法達成協議，可提交紡織品服裝監(jiān)督機構作出建議。如果經過調查發(fā)現有足夠的證據，進口締約方可拒絕貨物進口；如果貨物已進口，可以相應扣減其真正原產國的配額，但應適當考慮實際原產國參與的情況。

　�。ㄋ模┻^渡保障條款
　　協議第6條規(guī)定了過渡期保障措施：當某國的紡織服裝產品確已進入一國境內，且其增加的數量已造成對該國工業(yè)生產的直接競爭產品的嚴重危害或實際威脅時，在該國已作出判定的基礎上，可以采取過渡期保障措施。確定損害程度的主要經濟參數有：產量、勞動生產率、開工率、庫存、市場份額、出口、工資、就業(yè)、國內價格、利潤等。一般情況下，受害國必須通過一系列磋商或通知后才能采取保障措施，但在情勢緊急的情況下，如果拖延將導致無可挽回的危害，受害方亦可先斬后奏，采取臨時性保障措施。過渡期保障措施的期限最長可達3年，但不得延長。

　　（五）機構條款
　　為了監(jiān)督協議的執(zhí)行，由世貿組織的貨物貿易委員會設置一個紡織品監(jiān)察機構（TMB）。TMB是由一名主席和十名委員組成，委員應具有代表各方的均衡性和廣泛性，并在適當的間隔期予以輪換。TMB的職能主要是調解，而不負責裁決。如果任何兩個成員之間按照協議規(guī)定的雙方協商程序無法達成一致時，TMB在任何一方的要求下，可對該事項作一徹底而及時的調查后向各方提出建議。如果TMB的建議不被采納，任一當事方均可訴諸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以裁決方式解決爭端。

　　就以上實體規(guī)范而言，《紡織品與服裝協議》的確強化了多邊貿易體制，10年的過渡期也為各國調整紡織服裝業(yè)政策提供了有利條件。協議也充分照顧了發(fā)展中國家的利益，如取消主要配額的限制、對發(fā)展中國家的某些產品不得采取過渡期保障措施等，這些將有助于發(fā)展中國家擴大出口、積累外匯，加速本國經濟工業(yè)化的步伐。

　　可以肯定，《紡織品與服裝協議》作為一攬子協議的組成部分，發(fā)達國家在此協議上是犧牲了一定的局部利益的，但發(fā)展中國家決不可因此而盲目樂觀。將《紡織品與服裝協議》放在世界貿易的大環(huán)境和烏拉圭回合談判錯綜復雜的利益沖突中去考察，我們便會發(fā)現，《紡織品與服裝協議》實際上是發(fā)達國家以退為進、以守為攻的一個“伏筆“，發(fā)達國家的目的正在于以此為“誘餌”，換取發(fā)展中國家在其他談判議題上的讓步，從而實現其所謂“全局利益”。

　　其他議題主要是指《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議》（TRIMS）、《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服務貿易總協議》（GATS）這三大協議。眾所周知，發(fā)達國家的紡織業(yè)已屬“夕陽產業(yè)”，并無根本性戰(zhàn)略性利益可言，發(fā)達國家通過其弱勢產業(yè)的局部利益，而獲取其在知識產權、投資、服務貿易方面的巨大利潤，可謂機關算盡，中國在入世后應趨利避害，在各項協議中努力維護我國的國家權益。

　　此外，就《紡織品與服裝協議》本身而言，發(fā)達國家也留有一系列“伏筆”。如上文所言，發(fā)達國家可利用GATT第19條的保障措施條款以及反傾銷、反補貼條款和協議第5條的反舞弊條款來限制發(fā)展中國家的紡織品進口。還要注意的是，由于配額的逐步減少，發(fā)達國家動用了其他非關稅手段來保護其紡織品市場及相關產業(yè)，較為突出的是修改原產地規(guī)則。隨著貿易保護主義的盛行，原產地規(guī)則作為一種“灰色”的政策工具備受發(fā)達國家的青睞。[6]如：美國宣布自1996年7月1日起，以縫合地取代裁剪地作為確認成衣原產地的標準，面料原產地也由“染色或印花地”變?yōu)椤翱椩斓亍�，這將直接侵害加工型或轉口貿易型的欠發(fā)達國家和地區(qū)的利益，對發(fā)展中國家出口紡織品極為不利。

　　因此，《紡織品與服裝協議》可謂是一柄“雙刃劍”，并非有些媒體所宣稱的是“對發(fā)展中國家一本萬利的協議”，廣大發(fā)展中國家包括中國，應對此有清醒的認識和妥善的應對。

　　三、過渡期內我國紡織服裝業(yè)之應對 我國到底能從《紡織品與服裝協議》中獲得多大利益，這是理論界與實務界所普遍關注的問題。有學者認為，中國作為最大的發(fā)展中紡織品出口國，如果能夠加入世貿組織，將成為紡織品貿易的主要受益者。[7]筆者認為，對此問題應作具體分析。根據資料統(tǒng)計顯示，1995年中國紡織品出口達379.3億美元，占紡織品總產值的58.7%，可見我國紡織工業(yè)對國際市場的依存度相當高，因此，《紡織品與服裝協議》所確定的開放的多邊貿易體制對我國具有重大意義。我國紡織品出口的主要障礙源自美國等發(fā)達國家的配額數量限制。1996年中國向美國出口的《多種纖維協議》產品總額達49億美元，與1995年持平，但出口數量卻大幅下降，近幾年對發(fā)達國家的出口狀況也出現類似趨勢。這一方面說明中國產品在技術含量（產品附加值）上逐步在提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美國等發(fā)達國家對中國紡織品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中方產品的進口，因此，單以取消配額限制的角度而言，《紡織品與服裝協議》對我國是有利的。

　　但是，我們應該對此作進一步的分析。按照該協議的一體化進程，1995年到2002年前7年一體化的比例僅占51%，且納入一體化軌道的產品絕大部分將是現行MFA之外及相對不具戰(zhàn)略意義的產品配額類別，而最敏感的配額類別要到最后階段才可能消除。因此，《紡織品與服裝協議》的作用，只有在7年之后才會充分地顯示出來，我國不可能在短期內從這個協議獲益很多。中國紡織業(yè)服裝業(yè)對此應有清醒的認識和充分的準備。

　　多邊貿易安排給我國紡織工業(yè)和貿易帶來了機遇，具體說來，中國參加《紡織品與服裝協議》后，對我國紡織品出口的進一步擴大會有以下兩點明顯的好處：

　　1、國際紡織品市場大幅開放，有利于我國紡織品進一步占據國際市場份額。隨著我國紡織品競爭力的提高，我國將有機會爭奪已經一體化的那部分市場份額。同時我國紡織品出口亦可享受一體化過程中追加增長率的好處，有利于保持和提高我國紡織品的出口份額。
　　2、已經一體化了的產品可享受GATT1994的最惠國待遇。我國紡織品享受最惠國關稅，可以在公平的條件下進行競爭，有利于改變我國紡織品遭受歧視性數量限制的被動局面。

　　但是，紡織品與服裝協議的實施也給我國紡織工業(yè)帶來了嚴峻的考驗，主要體現在如下幾方面：
　　1、進口關稅的降低將使外國服裝面料、原料以較低的價格準入中國市場，這在使國內消費者獲得實惠的同時，也增強了出口型紡織企業(yè)的生產成本，有助于其提高出口競爭力，但是國內服裝面料生產商就要面臨來自國際市場的激烈競爭，中小面料企業(yè)存在著虧損、倒閉的風險。
　　2、我國的紡織品外貿體制無法應對國際市場的激烈競爭。我國目前實行的是紡織品收購出口制，即由外貿公司從紡織品生產企業(yè)以較低價格先購入產品，再行組織出口，這種工貿分離、產銷脫節(jié)的體制造成產品信息不靈，產銷渠道不暢，無法適應紡織品貿易批量小、品種多、變化快、周期短的特點。
　　3、我國紡織品貿易雖具有比較競爭優(yōu)勢，但這一優(yōu)勢已不像前些年那么明顯。其它一些發(fā)展中國家如墨西哥和一些東南亞國家的超越勢頭越來越猛，如我國作為美國紡織品最大供應國家的頭把交椅現已讓位于墨西哥。我國從世貿組織紡織品與服裝協議中獲得的好處，其它發(fā)展中國家也能夠同樣享有，因此紡織品與服裝協議的適用與我國紡織品貿易地位的提升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關系。

　　總之，我國應采取靈活務實的態(tài)度，在過渡期內作兩手準備：一方面創(chuàng)造條件，與其它相關協議（如《反傾銷協議》、《反補貼協議》）相配套，適用《紡織品與服裝協議》增強自己的實力；另一方面，在過渡期內應充分利用好現有的配額，并逐步改善產品結構，提高產品附加值，建立一個高效率的出口體系，為入世后的激烈競爭練好“內功”，做好準備。具體應采取如下一些對策：

　　1、進行紡織品出口貿易體制的根本性變革，廢除紡織品出口的收購制，允許紡織品生產企業(yè)自行抉擇，或是將產品繼續(xù)售予外貿公司，或是自營出口，以實現產銷一體化，增強紡織品生產企業(yè)的市場敏感性與信息反饋能力。
　　2、加快產品升級換代，調整產業(yè)結構，瞄準市場空白，努力發(fā)展生態(tài)紡織產品，爭取提升我國紡織品出口競爭力，重新建立我國紡織品出口貿易在國際市場上的領先地位。應在紡織行業(yè)加大引進外國資金、技術和設備的力度，充分利用外國資本實現我國紡織業(yè)的產品技術改造和升級換代。
　　3、在世貿組織框架下，加強與主要貿易伙伴如美、日、歐的聯系與磋商，避免一些不公平貿易作法或貿易壁壘阻滯我國紡織品的出口。必要時，我國可向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構（DSB）提起國際訴訟，維護我國紡織服裝業(yè)的合法權益。
　　4、應由有關主管部門牽頭，加強紡織品出口的管理與協調，避免因個別企業(yè)壓價傾銷而遭外國提起反傾銷調查，從而使中國紡織業(yè)的整體利益遭受損失的現象發(fā)生。